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孕育出私有经济，化生出阶级。在转轨过程中，“公平”是暂时不能不被置于第二位的价值。要刺激起经济增长的效率，建构起经济发展的动力，对“公平”的关注，暂时就只能止于底线之上。

什么是底线，不造反、不做出打砸抢的事、不扰乱社会秩序、不违反法律，这就是底线！

这实际上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公平观！

传统观念认为，结果平均的“公平”，只是一种空想。现实可行的，是阶级社会中人人有机会改变命运的“机会平等”。

马克思蔑视这种公平，认为资本主义的“机会平等”中蕴藏著大量不平等的罪恶。老马是对的，真正的“公平”只是一种理想，在现实中从来不曾有过。老马的“科学社会主义”理论，设想通过消灭“私有制”来消灭阶级，实现结果平均的理想。但一方面私有制的消灭抹杀了社会分工，使社会发展丧失了最强大的动力；另一方面，公有制国家的强势集团在私有财产之外据有了大量特权，制造了新的不平等。

事实上，只要资源稀缺性存在，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。反复试错的结果是，人们不得不接受“机会平等”的有限公平，承认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合理性，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结果。中国正处在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，其间的不平等，必然比已成型的阶级社会更甚。
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朱代东很理解今年国务院主导的宏观调控中，不放弃低效的国有经济。中国的事情很复杂，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。给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输血，既是一种政治上、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妥协，更是一种顾虑到大多数人即时利益的策略让步。

如果国家金融力量转而支持私有企业，那么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国企，在遽然断奶下，必然会訇然倒下。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，成千万上亿的失业工人更无法安置。正在扩张中的私企难道能容纳下这么多工人？

中国的失业问题，根子在人口过多，劳动力过剩，只有低效率的国企才能容纳这么多“多余”的人。这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机制；这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，低效率的国企有必要尽力维持的理由。

转型期也是敏感期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就可能成燎原之势。国企倒闭，大量工人突然失业，而私营企业聚集和增殖的财富短期内又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福利，怎么办？改革不能不瞻前顾后，匍伏而行。

如果让朱代东代替黄子良选择，他会接受一部分工人代表的意见，但对于其中的一些要求，却要坚决制止。比如“要求和目前的没有下岗的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。”这不是开玩笑么？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锅饭，你下岗了还要享受在职工人的同等待遇，那别人的积极性又怎么提得上来？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人人都喜欢下岗。

对于前面的三条要求，可以有选择性的接受一到二条，全部答应不可能。至于惩治腐败，可以忽略不提。朱代东人虽然在大会议室里，但对旁边不远小会议室中，黄子良跟工人代表的谈话，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可他也仅仅只能听听而已，包括田宇豪在内，到了这里，都只有乖乖听指示的份，绝对不能胡乱发表意见。你知道你说的话是否正确？到时如果出了什么事，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？往小里说，会影响政治前途，往大里说，会有牢狱之灾。

朱代东看到时友军端坐在前面，只有两排座位的距离，本想过去跟他说说自己的意见，但还是坐在了座位上。当着县里这么多领导的面，自己去找时友军汇报，于情于理都不合适。何况，这样的事，就算找了时友军，也未必有得。得想点别的办法才行，跟政府作对，谁会有好下场？最终吃亏的还是外面那些工人兄弟。

沙常市下辖三县两市，每个县市在会议室里占据着一块区域，雨花县来的最早，就占了位置最好的一块地方，靠近窗户，同时跟市领导也最接近。

“田书记，王县长，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，不知道是否可行？”雨花县的常委，倾巢而出，全部到齐。朱代东的发言，可以说跟在常委会上一样，但是因为位置关系，他们的说话声音不能太大。

“代东，有建议就提嘛，如果可行，马上向县里汇报。”王力军笑着说。

田宇豪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下意识的要去抓身为的水杯，可拿到手的却是一瓶矿泉水，这里可不是县委的办公室。

朱代东好像没有发现田宇豪的异常一样，缓缓的说：“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看到外面集会的工人，除了少部分是退休工人和儿童外，绝大部分是三十至五十年的青壮年。他们大多来自三四六七九厂和市机电厂，这可都是军工企业。”

“可这跟我们雨花县有什么关系？”彭明问。

“彭书记，我们雨花县最近最大的事是什么？”朱代东笑吟吟的问。